刘连昆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的一起涉台间谍案。刘连昆的背叛行为给国家安全带来了巨大隐患，同时也严重损害了我军的形象。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台海局势也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在即将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刘连昆案的复盘，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以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1995年，在美国的默许下，台湾当局李登辉公然窜访美国，并发表了妄图挑战“一个中国”政治主张的演说。

为了震慑岛内“台独势力”，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我军先后组织了多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向全世界证明了我们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信心与决心。

1996年3月，我军的第三场演习正式拉开帷幕。

此次演习包括了导弹发射、三栖登陆、空降以及山地作战等科目，演习区域一度离台湾当局控制的岛屿只有10海里！

然而，在解放军军事演习关键时刻，台当局却对外放出风声，声称我军演习是虚张声势，所发射的导弹都是“空包弹”。

随后，美国派遣的两个航母战斗群赶到台湾海峡，开始阻挠我军行动。

在域外势力的干涉下，我军演习被迫草草收场。

对手能对我军动向掌握地如此透彻，说明我方内部肯定出现了“内鬼”。

而能提供这样高等级情报的人一定身居要职，且已经掌握了大量内部信息。

果不其然，经过三年的调查，一个叫刘连昆的人渐渐浮出了水面。

刘连昆1933年出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此人参加革命较早，且长期负责我军的装备后勤工作。

1985年，52岁的刘连昆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后军械部部长，获少将军衔，成为了一名正军级领导干部。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的爬坡期，主管军事装备采购和后勤工作的刘连昆渐渐有了更大的野心，开始梦想着晋升中将军衔。

然而就在刘连昆做着黄粱美梦时，组织上却发现他在军械采购中有贪污受贿行为。

理论上，刘连昆的行为足以将他送入监狱。但当时上级组织考虑到培养一名军事干部不容易，就只给了他降级处分，将少将军衔降为了大校。

然而，经历了此次波折的刘连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对组织产生了不满。

刘连昆的一举一动被他的下属，时任军械局局长邵正宗看在眼里。

邵正宗见刘连昆郁郁寡欢，言语间流露出抵触情绪，便有意接近他，试图进一步拉近彼此的关系。待时机成熟后，邵正宗便向刘连昆抛出了一条“发财之路”：向台湾地区出卖军事情报！

原来，这个邵正宗早就已被台湾方面策反。刘连昆听到还有这等“好事”，很快便答应了下来。

从此，这个原本有着光明前景的我军高级军官，正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被策反的当天，刘连昆就向台湾军情部门提供了多份我军的机密情报，其中包括了我军购买苏-27战机的信息，以及该机在湛江、芜湖机场的位置；解放军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番号和驻地；我军在杭州的导弹仓库以及在洛阳的维修厂位置等。

刘连昆对台湾当局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台湾方面也对刘连昆“投桃报李”，秘密授予他所谓的“国军少将军衔”，还给了他3500美元的月薪（相当于当时的28000元人民币）。

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后，刘连昆将我军的战略计划提前三个月泄露给了台湾和美国。

正是因为刘连昆的泄密，让我军演习的威慑力大为降低，战略计划也最终落空。

被抓获后，刘连昆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最终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现在回过头来看，刘连昆可以说是一个极为可悲的人物。他有着很不错的起点，之后的履历也颇为光鲜。

然而，没有倒在战场上的他，却在和平的环境下迷失了自我，最终折戟沉沙，成了民族的罪人。

更令我们痛惜的是，像刘连昆这样的人物在我们国内还是不少，下面这位虽然名气不如刘连昆大，但其所带来的危害却一点也不小。

“东风-31”是我们国家于上世纪末公开亮相的一款陆基车载机动洲际导弹，堪称当时我军的战略支柱。

可就是这样的国之重器，却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叛徒当做了交换的本钱，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此人就是导弹技术专家，同时也是“东风-31”主设计师之一的郭万钧。

郭万钧1942年出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

工作后，郭万钧参与了多款战略武器的研制，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就在自己职业生涯顺风顺水的时候，郭万钧却未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沦为了境外势力的一名间谍。

变节后的郭万钧多次泄露国家机密，其中就包括了“东风-31”导弹的相关信息如弹体材料、射程和燃料等。

境外势力不仅通过这些信息摸清了该导弹的性能，还制定出了相应的反制措施，极大地削弱了该导弹的威慑力。

于是，刚服役没多久的“东风-31”只能无奈地退出现役，并“回炉改造”，这就是我们大家后来看到的“东风-31A”与“东风-31AG”。

与刘连昆一样，郭万钧最终也未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于2007年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向境外势力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死刑。

新中国成立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对我们国家的渗透与颠覆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社会上的不少人，包括一些政府与军内高层，以及科研人员都因追名逐利而做出了背叛国家和人民的可耻行为。

如今，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明确，国家统一的步伐正在加快。

在这关键时刻，如何防止刘连昆式的“内鬼”的再次出现就成了当务之急。

笔者认为，“刘连昆们”的出现绝对不是区区几个因素决定的，其背后一定隐藏着极为复杂的深层次原因。

而要想有效降低此类事件发生的概率，我们就必须上下齐心，采取多种应对措施，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具体措施如下：

加强思想教育

客观地说，我们国家无论是政府内部，还是军队内部，对思想教育不可谓不重视。

但现实情况却是，依然会有不少人铤而走险，走上腐化，甚至变节的道路。

笔者认为究其原因，或许是教育方式出了问题。更直白一点说，就是目前所宣讲的内容可能过于空洞，已经无法直达人心了。

因此，如果要搞好思想教育，我们可能还是要在方式与方法上进行一些调整，必要时还可以做一些新的尝试，例如与心理学，甚至脑机技术相结合等。

加强监督、监控

笔者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应该是渐进式的，不太会在短期内完成。

因此要防止我们的干部或技术人员“变质”，就需要从日常生活抓起，对他们不经意间的言行保持高度警觉，一旦有了苗头，立刻进行干预与教育。

据笔者所知，我们国家对某些干部或特殊人员的日常通讯是进行监控的，但事实证明，目前的监控措施还存在较大的漏洞，这就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机。

笔者认为，在当下网络化的环境里，我们其实可以考虑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对某些特定人群进行监控，例如对他们经常访问的网站、帖子，甚至微动作、眼神、语言进行智能化分析，从而起到防微杜渐的效果。

让奖惩更分明

过去，一些人之所以被“糖衣炮弹”撂倒，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待遇较差，而对方给的又太多。

因此，提升相关人员的待遇，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后，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域外势力的策反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出现“刘连昆们”的概率。

据笔者所知，最近几年，类似刘连昆这种被域外势力策反的情况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关成本太高，想“洗脑”一个人已经不像二三十年前那么容易了。

在加强“奖”的同时，我们也不要放松“惩”。

当年刘连昆贪污受贿后，如果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

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专业人员数量较少，秉持着“能救一个，就救一个”的原则也不算什么大错。

好在现在我们的专业人员多了，也有了筛选的余地。

一旦发现有类似出格的行为，应该立刻加以严惩，绝不姑息。

最后，笔者也要提醒一句，作为普罗大众的我们一定要调整好心态。

大国博弈，肯定会伴随着隐蔽战线的较量。在我们国家综合实力弱于对手的时候，偶尔处于下风也属于正常现象，没必要大惊小怪。

笔者相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相关人员的待遇，以及我们的反间谍能力也会有相应的提高。

届时，刘连昆式的“内鬼”一定会越来越少，直至彻底归零。